[20]参见《立法不息、雷人不止》，网易新闻，2014年10月22日访问。

建立在对人类理性乐观基础之上的民主主义成为长期支撑欧洲社会议会至上和法律优越的思想基石。   2.平等的参政权是衡量政权民主程度的标尺    人民主权不仅意味着人民有权参与并形成政权，制定法律，创制、复决、罢免，担任公职，运行监督，还必须平等。

民主主义宪法认为民主是首要之义，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公众参与公共事务，建立并巩固国家权力。这种积极地位并非他物，而是国家成员的资格。在自由主义历史上，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存在着不同种类的自由：一种是法律上的自由和法律禁止之外的自由，即孟德斯鸠自由和萨克逊式自由。[54][意]圭多·德·拉吉罗、[英]R.G.科林伍德：《欧洲自由主义史》，杨军、张晓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8页。   劳动权入宪是对私人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的限制。

[58]在后者，现代宪法打破了公私对峙的二分结构，代表公共利益的公权力深入至私人领域，干预经济自由。人民有权选举自己的代表参政议政，同样有权监督代表和公职人员是否认真遵守法律履行公共职责。至16世纪中后期，大成王朝日益衰败，终为缅甸所灭。

{20}泰王甚至曾在某一场合说：假若独裁者是个好人的话，他也可以为人民做许多好事，墨索里尼就在短期内为意大利人民做了许多好事。1981年，政变领导人反对总理普瑞姆（Prem Tinsulanond) ,并占据了首都曼谷的大部分，泰国国王的立场至关重要，由于泰国国王拒绝谒见政变领导人，故政变于3天之后被瓦解{8}。自此，泰国国王改变其作为受军事政权保护者的角色，再度正式成为政治权力正当性的来源{7}。从此，泰国国王背书政变也变成了泰国宪政的一个显著的特征。

政府也重视佛教，其目的在于通过宗教信仰要求民众效忠国王和国家，政府支持佛教是期待透过对国王的尊崇进而为其自身的合法性提供基础，甚至承担社会政治任务，为泰国宪政提供支撑。当今泰国国王普密蓬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竭诚弘扬佛法，以佛教精神劝导民众，并以之作为其思想和行为的准则，将佛教慈悲为怀的宽容政策运用到泰国宪政中，对其他宗教也一视同仁，尊重非佛教徒的信仰与习俗。

形式宪法工具主义往往盛行于泰国宪政的各个阶段，至今不衰。此后，泰国国王与沙立相互倚重和妥协，泰国国王自此也享有更多的权力，并逐步提升其对泰国政局的影响力{6}。1956年泰国国王就隐晦地批评军事政变{5}。即便泰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之后，民众对于泰国国王的支持与信任不同于西方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甚至也有别于亚洲长期实行君主专制的国家或地区，国王作为国家机构而存在本身就是父权主义的象征，甚至透过国王寻求政变后政权正当性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父权主义的再现。

众所周知，泰国国旗由白、红和蓝三色，其中白色就代表佛教。该王朝直接间接吸收借鉴了中华文化与印度文化中的元素，其中包括对儒家文化因素的吸收与借鉴，建立法制，设置官吏制度，初步奠定了泰国社会政治结构。在位半个多世纪的泰王拉玛九世足迹遍布泰国的每个角落，为了发展泰国各项经济社会文化事业，他倡导了两千多项民间社会的发展计划。在1973年的黑色十月事件中，泰国国王在此次抗议中运用其影响力促使军方与学生谈判并任命前法政大学校长杉也（Sanya Thammasak）出任总理，并迫使政变始作俑者他侬（Thanom Kittikhachon）和普拉帕出国以平息此次抗议事件。

3年之后，泰王再次干政，这次却转向支持军人执掌政权，挑选他宁（Thanin Kraivichien）为总理。泰国佛教是在早期的小乘佛教融合大乘佛教、印度教以及本土因素的基础上形成的。

泰国宪法规定，国王必须是佛教徒，也是佛教的保护者，才能登基为王。随着泰国议会民主政治不断由形式走向实质，尤其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军方在泰国宪政中的支配性角色日益受到挑战，但是，旧的军人并没有死去，他们只是被忽视了而已{15}。

20世纪80年代之后，泰国的王权主义倾向更为明显。这一宪法条文直接明显地反映了泰国宪法工具主义倾向。君主立宪 【全文】 1932年的六月革命开启了泰国宪政之门，从而结束了泰国一直以来实行的君主专制，以实施君主立宪取代之。如果宪法有规定就按照规定，没有规定就依照我的意见为归依{17}。不仅政府甚至官员也不得无视宗教的力量，比如，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泰国前总理他侬就多次到寺庙忏悔，期望以此改变其形象，从而获得合法性和权威性〔25 ]。由于当时的泰国当政者与国王再度联手，于父权主义理念上达成共识，建立起父权主义宪政治理形态，由此形成泰国长达13年（1959-1963）的稳定，也彰显父权主义传统在泰国的生命力。

全国约有95％以上的人信奉佛教，故泰国有黄袍佛国之称。2006年的政变就是这样一次事件，此次政变与泰国最近一次政变即1991年的政变相距十几年，政变者自称为民主改革委员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拟定并通过新宪法，新宪法不仅为此次政变更为以后政变提供形式上的合法性，甚至强行推出《国家安全条例》，为军方继续影响泰国宪政提供法律依据。

{18]此时，泰国国王已经成为泰国一股无与伦比的力量，国王说什么人民就相信什么，反之亦然，这对泰国的影响极为深远，然而，泰国国王并不关心政府的具体运作，他只关心人民的需要{19}。尽管泰国国王对取代其统治的政体充满敌意，但是当时泰国国王此种还政于民的表态折射出其民本道德主义色彩。

泰国实行君主立宪之后，政府透过议会分别于1941年和1962年通过与颁布的僧伽法令，一方面，经由下位法来落实宪法的规定，另一方面，据此来控制泰国的宗教势力，将宗教势力的活动限定于法律的框架之中。1951年12月，泰王拉玛九世回国，回国之后的泰王即刻正式公告1932年宪法恢复实施，这也透析出重振王权的信息{4}。

自1932年泰国政体改变之后，泰国的政治发展史就是一部军事政变和军人政权统治的历史{10}。1932年泰国确立君主立宪制度之后，民本道德主义依然阴魂不散。值得注意的是，曼谷王朝并未沿袭大成王朝的极端专权衣钵，而是逐渐降低了其君权神化色彩，似乎回复到素可泰王朝时期的家长主义治理形态上。正因如此，佛教的影响渗透至泰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对泰国宪政产生了巨大作用。

2006年政变后颁布的新宪法同样体现了实质宪法工具主义的迹象。1932年临时宪法规定最高主权属于人民，国王保留的权力只有赦免权和法律修正的提案权，不再享有实际的权力。

【作者简介】 龙晟，单位为广西大学法学院。国王进而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领袖不好，他就会被迫成为一个橡皮图章，反之，人民就会尊重他并请求他的意见。

1958年军事强人沙立政变成功之后，所建立的政权就是在泰王拉玛九世和支持下而获得合法性，也正是在泰王支持下获得了此后长达13年的稳定。同时，形式宪法工具主义也表现为政变之后所建立的政权本身涂脂抹粉，欲以宪法所规定的内容来粉饰权力的非正当交接，将宪法所确定的现代宪政规范等同于宪政现实，以便实现政变者打着宪政之名而行专制独裁之实的目的。

在泰国长达上千年的历史中，父权主义情结根深蒂固，泰国国王一直被视为泰国民众心目中的神，也是民众心中的大家长。对于泰国民众而言，宪法则规定，泰国公民有保卫国家、保卫宗教、保卫国王和维护以国王为元首的政治体制的义务。导致在泰国宪政史上上演如此密集的军事政变主要因素有：军人对政府删减国防经费不满。自1932年至今，泰国先后发生了17到23次政变或政变企图，平均每3.2年就有一次政变，其中20次为军事政变，平均每3.8年就有一次军事政变发生，而成功的军事政变为11次，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泰国是政变频率发生极高的国家{13}。

1958年沙立再度政变，废除宪法、解散国会、禁止民众参政，由此回复泰国历史上曾经盛极一时的家长制即父权主义传统。泰国著名异议人士萧苏乐（Sulak Sivaraksa）就于1984年因蔑视泰王罪而遭到起诉，并银铛入狱。

军人与政府部门发生摩擦。六、宪法工具主义倾向 现代意义上的宪法具有规范权力运作的功能与作用，然而，这些宪法固然是泰国宪政的标志。

14世纪中期，阿瑜陀耶王朝建立君主政治行政体制，将国王视为神的化身，实行政教合一，国王不仅是世俗权力的最高执掌者，而且是人民精神世界的领袖，国家、人民、土地均被视为属于国王所有的私产，各级官僚也不过是国王实施统治的工具，将国王所享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推到极致。五、佛教教义的影响 宗教在泰国历史上乃至当下的现实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居于统治地位的宗教非佛教莫属。